可以这么说，我们这代人恐怕人人都承认，邓丽君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歌唱家，还是一个文化符号。

爾後反過來，鄉長又要教育百姓，用賞罰手段教育百姓什麼是好什麼是壞，由此「鄉長唯能壹同鄉之義，是以鄉治也」。然而，如果想像此尚同理想施於實際中，很可能是走向極權主義，其中的最大問題是統治者怎麼會與百姓像要相互理解的戀人般？在墨子的理想裡，尚同的起點是百姓對統治者的申訴，而終點是統治者對百姓的賞罰，墨子對人性的認知，又是相當實際的，他直接道出政治的產生是基於人性對他者的恐懼，而不是人性的博愛。

墨家更重視公共討論 批了一頓後，新墨家正式粉墨登場，他們指出，墨家的兼愛和尚同精神，比起儒家，更重視法律形式和公共討論。如果真要利用人民的力量來教育統治者，察諸歷史，倒是有個頗值參考的案例，那就是文化大革命，那無疑是最徹底的極權。如果國學熱牽扯到政治主張，其實本質上都是因於對一黨專制現狀的反應，他們想要以傳統為護身符來提出改革主張，其實說穿了，既想要模仿西方的民主制，但又要以傳統經典為出處。」而後天子便選任三公、諸侯、鄉長、里長。一是選舉的程式要有競選制。

在〈尚同上第十一〉裡，墨子說原始時代「人異義」，於是相互爭鬥，連親人也不例外，在此戰爭狀態帶來的恐懼下，人們終於「夫明呼天下之所以亂者，生於無政長。否則讀者不得不提出質疑，即便按墨家的理想建立民主制和提倡公共討論，但在人人同義的壓力底下，難道就不會走向極權嗎？ 如果是再創新，對於經典的整理工作是不可或缺的，而在整理的過程中，必須再詮釋與重批判兩相交替才能整理出新的思想來。而只有像庖丁那样，在艰难丛生的人世间，小心呵护生命之锋刃避免和外物发生任何碰撞，游于物之外，才能实现逍遥乎寝卧其下(《庄子·逍遥游》)的人生最高境界。

孟子当时的最初一念似乎可以这样揣测：如果礼乐文章什么用处都没有，那么，还要我们这些儒生干什么？而如果想到儒生的最高理想就是在朝廷上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论语·先进》)，那么，对于孟子的感情冲动也就完全可以做到知人论世了。一、墨子出身考 关于墨子，我们只知道他是春秋战国时代人，是当时影响极大的墨家学派的创始人。而根据墨子的标准，老子讲的这套玄之又玄的东西，由于没有什么用，所以也是应该抛弃的。如果说墨家学说骨子里是有很多只有中国农业文明才能有的朴素智慧，那么也可以说，这个民族的很多坏品质无疑都是从杨朱一脉谬种流传下来的。

古代诗人曾写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照此看来，不要说比长论短，就是把两者放在一起，对前者也至少是大不敬的，甚至就是一种人格的污辱。

对两位哲人的聚讼可以这样简评：一方面当然不能说墨子毫无道理，中国历史上许多王朝都是被它庞大而臃肿，本意是用来教化民众、从事管理的官僚机构累垮的。墨家最高的人生理想，与杨朱的一毛不拔相对，正可以称之为拔光毛。先说墨家，尽管在今本《墨子》中有《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小取》等，它们表现出很高级的抽象思维能力，但根据吕思勉先生的看法，这些不过是混入《墨子》的名家言。《墨子·兼爱》有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无言而不行也，这种墨家学派最基本的人生准则，一直也是指导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侠客们进行社会实践最深刻的理论基础。

对此，《淮南子·要略》的叙述是墨子……背周道而用夏政，而韩非子的评论则更客观一些，他说孔、墨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韩非子·显学》)。它最有趣的一个表征是，几乎在每一部中国农书的导言中，都是以墨家思想为起点的，如《四时纂要》一开始就强调的夫有国者，莫不以农为本。庄子《达生》指出：世人都知道要生存首先要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资料问题，即有生必先无离形，但他们不知道的却是，形不离而生亡者有之矣(《庄子·达生》)。《韩非子·显学》的说法则是孔、墨俱道尧舜。

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旧唐书》有这样的记载：八曰农家，以纪播植种艺。

而儒家讲的礼乐制度等学习在墨子看来都是一文不值、应予完全废弃的虚文。一方面，在中国史书上经常出现的义感刺客细节，说的就是后世儒生如何用伦理纲常唤醒了头脑简单的墨侠的正义感。

一个是中华民族勤劳品德的最高象征，另一个则是极端享乐主义者的东方祖师爷。在我看来，尽管长于辞令的孟子清算起墨子来振振有词，但实际上却未免有些感情用事。总之，在物质生产、人自身的生产与精神生产三方面出现的问题，在墨子看来都是由于周王朝的礼乐制度造成的。这里从五方面对此加以进一步的考论。(五)墨子以墨为姓的象征意义。从庄子的一些文本来看，不难发现他对墨子还是怀有几分尊敬的，所以才说：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庄子·天下》)仔细追究这话的深层含义则会发现，就像五四时代的鲁迅对阿Q那样的农民一样，庄子的意思也无非是：为什么不愿意过、不去追求一种精神含量更高的人的生活呢？这不仅是庄子在历史上剽剥墨的道理所在，而且我想它对于今天的社会也不无积极的意义与启发吧。

这是人所共知的，但还要追问一下它们的具体内涵。在先秦显学中，儒家看不起体力劳动者固不待言，而一心追求心灵自由的道家对之也有残形之讥，更不用说醉生梦死的杨朱之流，因而最可能与农家进行对话的，无疑是以形劳天下的大禹为榜样的墨家。

惟侠老实，所以墨者的末流，至于以‘死为终极的目的。‘儒者，柔也，当然是不会危险的。

故人一之于礼义，则两得之矣。幼弱孤童之无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长其身(《墨子·兼爱》)等，所发蒙的都是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哲理。

此说颇为荒谬，完全是以今人之心来比附历史本身。庄子在文章中更是几次对此极尽渲染之能事，这与墨家对儒家激进态度有很大的区别。所谓一体，是说它们都植根于中国农业文明的社会土壤中，是从农民生活经验中升华出来的思想智慧。进一步说，根据老子的标准，像大禹那样的圣人已经是不自然的了。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而用它做什么才好，在庄子与墨子则有着完全不同的回答。这里首先要排除的是周，虽然《墨子·贵义》中亦曾推崇周公，但那很可能只是后人的添油加醋，从墨家非命这个基本观点看，它正是对着周王朝的核心意识形态(即武王伐纣时所谓的命，如《尚书·周书上》皇天震怒，命我文考、我有民有命等而发，同时在其中又隐喻着类似后代农民起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革命理念。

而以人性恶为起点，荀子更关心的是如何通过后天的学习与自我改造，以便使一个与禽兽有着共同生理基础的人上升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文明人。另一方面，后世那些面目白净、手无缚鸡之力的士大夫，对侠客或绿林好汉的人生也是极其倾心的。

如墨家提倡薄葬，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丧三月(《韩非子·显学》)，这与殷人重鬼而尚声的祭礼制度显然不同。如果说在墨子是因为儒家的血缘之爱相对狭隘，影响了兼爱政治理想的实施，所谓诸侯不相爱，则必野战。

这是因为，墨子所言之利乃天下之利而非君主一己之私利。一个具体的例子是，如墨子提出尚贤要不党父兄(《墨子·尚贤》)，韩非子也把父兄关系看做是八奸之一，尽管表面上都反对任用亲戚与父兄，但两人的目的却不一样。而周道则是一种讲求爱有等差、亲亲尊尊的私有制初级阶段的象征。十、墨子与农家 与墨家关系密切的先秦诸子，除了儒、道之外，还有就是一般人比较陌生的农家。

这时他们的批判矛头不仅指向儒家，也有满眼瞧不起庄子的意思。简单说来，夏政是《庄子·天下》中讲的禹之道，它是氏族首领与氏族成员共同劳动、平均分配的原始公有制的象征。

一个精神境界太高，而另一个对生命的要求又过低，所以分歧当然不可能少。这是他的身世成为千古之谜的根源。

事若不成，则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则必有阴阳之患(《庄子·人间世》)。具体说来，一心只想着吃喝玩乐的杨朱，打心眼里瞧不上禽滑厘那样手足胼胝，面目黎墨，役身给使，不敢问欲(《墨子·备梯》)的墨者。